資料圖片：1945年8月6日，由艾諾拉蓋伊號機組拍攝的在廣島上空升起的核蘑菇云。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3月6日發表文章，題目為《一系列不幸事件》，作者為戴維·巴拉什，全文編譯如下：

　　如果每次收到那種興奮地宣布“達爾文錯在哪里”以及進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不是怎么一回事)的電子郵件我都能得到一塊錢就好了。我猜，物理學家同樣窮于應 付有關如何做一臺永動機或者相對論背后隱秘真相的各種意外發現等問題。因此，我對《生命新史》的問世并不特別激動。這本書的副標題聲稱“地球生命起源與進 化的全新發現”，書封則斷言“我們眼下理解地球生命歷史的范式追溯到查爾斯·達爾文時代，可近幾十年的科學進步徹底改變了那些老舊的觀念”。我想，至少， 彼得·沃德和喬·基爾施文克是真正的科學家，準確地說是古生物學家。而且他們的文字也好。

　　但是，就算真正的科學家也是人， 他們忍不住要提供新的范式，并在這個過程中自吹自擂。已故的古生物學家斯蒂芬·杰伊·古爾德堅稱，他和另一位古生物學家奈爾斯·埃爾德雷奇共同發明的“間 斷平衡”(一種模糊進化與革命之間界限的生物學理論)的概念顛覆了自然選擇如何進行的傳統進化論觀點。簡而言之，他錯了。這種概念并未從根本上背離以自然選擇為核心的進化論，而只是強調這個過程有時迅速，有時緩慢。

　　古生物學家尤其喜歡聲稱他們找到的每塊化石都是全新的發現(至少是新物種，如果不是新的始祖)，這幾乎構成一部滑稽的歷史。此外，長期以來，因為化石記錄的 種種局限，他們對進化始終抱一種奇特的視角。這些都使我對《生命新史》抱更為懷疑的態度，不認為它能提供有關生命的新歷史。

　　達爾文是最偉大 的生物學家，也是地質學先驅，他的洞見以朋友和導師查爾斯·萊爾主張的“均變論”的核心概念為背景。之前在地質學界占統治地位的范式一直是“災變說”(比 如“諾亞方舟”時代的大洪水)。因此，化石記錄被看做體現了新物種的誕生與滅絕，其通過一系列戲劇性的“反常的”天外救星做到這一點。相反，“均變論”則 假定世界(有機體和無機體)通過當前正在運行的過程繼續演化，這種想法更好地解釋地質變化，但也要求從漫長的時間和極緩慢變化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均變 論”最終勝利，因為其提供了充足的時間給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即促進健康的變異逐漸積聚，速度很慢但不可阻擋地“創造”了有機物的世界。

　　但是，近來，“均變論”卻節節敗退。“災變說”卷土重來，帶著一聲巨響，或者洪水，或者宇宙輻射，或者大量之前不為人知的討厭化學品。這樣，我們從作者們那 里得知，我們古代的祖先不得不對付“火、冰、雷電、毒氣、食肉動物的尖牙、殘酷的競爭、致命的輻射、饑餓、棲息地的巨大變化、對地球上每個可居住角落的無 情殖民過程中的戰爭與征服——每個情節都給今天的DNA總和留下痕跡”。其結果是一種新的理解，與其說圍繞新有機體的產生，不如說圍繞導致物種滅絕的事 件：這些事件曾經被認為非常緩慢，而且不大可能發生，但現在卻越來越被視為進展迅猛并在有些時候帶來災難。

　　對災難的強調是《生命新史》的3 項核心新發現之一。第2項核心發現涉及某些常見但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無機分子，特別是二氧化碳、氧氣和硫化氫。沃德和基爾施文克很好地顯示了這些卑微的無 機物如何深刻地影響了地球上的生命。比如，兩位作者寫到“大團劇毒硫化氫氣泡升入大氣層”“地球殺戮的新詞條，提供了從海洋到陸地滅絕的關聯”。他們后來 顯示，高濃度的大氣層氧氣很可能是翼展達到30英寸的蜻蜓得以進化的關鍵。

　　在這里和其他一些段落，《生命新史》因為富有感染力的熱情、給人 深刻印象的學識和對生命時起時落時快時停的艱辛歷程的可信敘述而值得贊許。生命與其說是在數億年的時間里逐漸展露，不如說是面對各種危機和機會在跌跌撞撞 中前行，這包括太多的氧氣、太少的二氧化碳、太少的氧氣、太多的二氧化碳、太熱、太冷——極少出現“不多不少”的情況。

　　到目前為止還好，除了在急于強調新的、不同的東西時，兩位作者在古爾德墜入的陷阱邊緣搖晃，那就是夸大自己想法的獨創性。地球上上演的災難和同樣劇烈的化學爆發無疑應該得到 沃德和基爾施文克極力主張的關注。但這些只幫助描述了自然選擇發生的環境，而遠非什么全新的機制。進化本身仍然由那個強硬的過程驅動：某些遺傳要素勝過另 一些遺傳要素的差異性繁殖，這是進化生物學家早就公認的根本。

　　涉及所謂新范式的第3根支柱，問題就來了。作者寫到：“生命的歷史或許由物種 構成，生態系統的進化卻始終是影響現代生命形成的首要因素……我們知道，遠古時代，有時會出現全新的生態系統，生活著新的生命形式。”這沒錯，但自然選擇 發揮作用的基礎是“新的生命形式”而非整個生態系統。